而且，表决结果是以1197张的全票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
参见杨建顺: 《司法裁判、裁执分离与征收补偿》，载《法律适用》2011年第6期。[29]参见前引[19]，房绍坤、王洪平书，第191 页以下。
如果不建立公益决定诉讼机制，而把有关建设活动是否符合公益要求和比例原则的问题留给被征收人通过攻击征收决定的方式解决，可能会造成行政资源的浪费。如此处理主要是基于两点考虑：一是房屋征收补偿案件事关民生，往往属重大、复杂案件。笔者基本上同意这一评论，认为《征收条例》确实有醉翁之意不在酒、避重就轻之嫌。[19]参见房绍坤、王洪平: 《公益征收法研究》，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1年3月版，第157页。( 3) 各开发区、新区辖区内的公共利益建设项目，由市人民政府下达房屋征收决定。
所谓征收关系人，是指虽非征收标的的直接权利人，但却因征收而受到损害，有权以自己的名义参与到征收关系中并作为一定的独立权利主张的第三人。[14]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国有土地使用权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2 条规定: 开发区管理委员会作为出让方与受让方订立的土地使用权出让合同，应当认定无效。说起来，成文宪法不过是现代宪法的一种形式，古典宪法未必采用成文宪法，也不一定就宣称宪法，宪法史学家们认为，只要是对一种社会性的政治权力（尤其是垄断性的政治权力）起到赋权和规范性的构建秩序之功能的规则或法律，皆可称之为宪法。
信仰不是被信仰，而是自我信仰。第一修正案第一款的两个分句表现为一个完整语句，其两个原则即不得确立国教的原则和宗教自由的原则，对于政治权力和宗教两个方面，都具有限制的意义。凝聚公民美德、公共事务的最有力精神元素无疑是宗教精神、仁爱精神、正义精神，这些恰恰是超越个人权利、个人利益的宗教精神之呈现。即便如此，宪法作为一种公法，其区分政治上的敌友，仍然是宗教上的必然议题，或者说，作为人民精神信仰的一种政治上的制度保障，其宪法必然具有敌友论的性质。
回顾历史，我们发现，只有那些政治成熟的文明体或民族（族群）共同体，才较为妥当地解决了这个问题，由此形成了他们的规则秩序，从而得以族群存续（包含种族繁衍和物质财富的生产）、文明昌盛和富有生机。基督教会在进入中世纪封建制的神权时代之后，就不得不面临宪法性问题，因为至少有两个至关重大的群的权力问题要处理。
这一款可以说是明文确立了现代国家政教关系之宪法原则条款。〔11〕这样说并不意味着祭祀或古典宗教完全消失了，由于基于人性诉求，古典的信仰世界不可能彻底被国家权力消灭掉，而是从早先的祭祀活动中分化出两种宪法或法律，黑格尔在《精神现象学》中非常经典地将它们表述为白日的法律与黑夜的法律，前者属于人世间的基于国家权力而形成的法律，后者则是来自祭祀传统的属于信仰的法律。二、早期现代的宗教与宪法笔者一直强调早期现代在西方历史上的重要意义，尤其是对于现代政治来说，这个早期现代的转折时代，无论从何种角度来看都是极其关键的，下面笔者仅限于本文的主题来考察一下宗教与宪法的关系。在此我们暂时抛开关于人性的一些终极性的理论纷争（这些纷争分别证成了人类历史上不同文明之间的特性） ，而是从一种经验主义或有限的怀疑主义（休谟式的怀疑论）来加以阐释，〔1〕从某种意义上说，它们是各种有关人性论（绝对主义的）的公约数。
这句话实质上包含两层含义，又称两个分句。可是基督教会关涉的并非仅仅是心灵信仰问题，尽管基督教的兴起被视为一次人类心灵的大觉醒，且在相当漫长的使徒、教父神学时期也以心灵感化、精神向导、拯救接引为首务。于是，新教只得又重新建立一种神权政治，强迫那些自由的个人信奉上帝，视信仰上帝为业，否则予以严惩，例如加尔文的宗教裁判所，其严酷程度不让于天主教的神权政治。〔34〕第一，第一修正案第一款在人类政治制度史上第一次以明文宪法的形式确立了政教分离的政治原则。
从精神层面上看，它为一个政治性的群体以及其中的每个成员提供一种可以从事心灵寄托或宗教性精神活动的制度保障。为什么宗教信仰自由原则是现代宪法的核心原则呢？ 这还要从现代人的基本属性谈起。
这个现代国家赖以建立的个人权利，又包括两个层次：一个是物理层次的，即所谓生命权、财产权等权利，它们被某些理论家们称之为自然权利：另外一个则是精神层次的，即宗教信仰的权利，以及隐含其中的言论自由、结社自由等权利，上述这些权利构成所谓的一束权利，它们是个人在社会中生存下来的最为基本的权利，是过一种群的生活所必须具备的权利。另外一个分句是自由实践分句，指的是国家不得设立限制宗教自由实践的法律，或者说，宗教自由。
起先，在漫长的政制历史中，尽管战争权非常重要，谁握有武力谁就成为首领进而称王，但祭司阶级的地位和权重一直占据主导，他们属于第一等级。这里需要解释的是，某种机制，可以是一个人，尤其是拟制的人，如部落领袖、执政官、君主或（国）王。但是，新教改革彻底打破了这个绝对的义务，把上帝与每一个信仰的心灵之诉求直接联系在一起，信仰成为个人心灵的事情，个人能够决定自己的信仰事务，因信称义不需要他人做主，而是自己为自己做主。所以，对于这种政教分离我们应该意识到它的公共政治层面的基础平台这一根本特性，否则的话就是对政教分离原则的误解。无论是在古典希腊、罗马，还是在古典中国（夏商周三代之制），祭祀制度都是重要的制度，构成了古典政制的核心环节，统治权由此出，司法权由此出，宣战权由此出。由此，我们看到，在古典社会国家与宗教总是联系在一起，个人离不开国家，国家离不开祭祀，个人、国家、祭祀三者合为一体，构成了排他性的共同体，构成了基于宗教信仰的不同文明，于是也就形成了古典社会的敌友观和文明观。
从宏观的视角来看，中世纪还不是一个个人心灵信仰与个人权利诉求得到宪法性保障的时期，教会权力（教阶制）和世俗王权（封建等级制）仍然是宪法性教会法或国家法所维护的核心内容，它们构成了这个漫长时期的政治与宗教的主要议题。当然，说到这里，已经大大超出了宪法学的范畴，关于何为精神生活，以及所谓心灵的终极关注等等，属于宗教学乃至神学的问题。
新教改革确立了个人与上帝的直接救赎关系，信仰上帝从个人义务转变为个人权利。所以，古典政治的公共法则不过是世俗法则，约束不了追求、信奉彼岸的信徒。
用杰斐逊的话说，这一反对用立法确立国教条款，意在树立起一道‘教会与国家分离的墙。第一层，它所确立的政教分离原则，是一种基于公共政治领域的分离。
第二，现代宪法确实为个人信仰自由提供了最大的选择空间，这是过去的政教合一的体制乃至新教政治所无法比拟的，强调个人自由选择与自我治理的权利和意志，这无疑是现代政治的一个最大特点，也是自由主义的核心原则。从思想史的视角来看，这就是所谓的现代性，或现代性的政治与法律以及自然权利。我们看到，现代社会便是这样一个日益发达的经济社会，这就是所谓的万恶的资本主义社会。〔19〕在古典中国虽未出现基督教那样的苦难意识，但西周末年的社会转型，礼崩乐坏，民不聊生，由此催生的春秋战国时代之思想意识，也是一种人的觉醒，孔孟之道、老庄思想，均秉有准宗教的意义。
但是，中世纪的神权与王权的对峙，从严格的意义上说，还不属于现代意义上的政教分离。所以，古代中国的礼制也就是中国的宪法，西方古典的希腊、罗马社会也同样有各自的宪法制度。
笔者认为，这个转型的关键是，神权政治中的个人信仰，在现代政治中被视为一种宗教信仰自由的个人权利，并且这种自由信仰的个人权利，为国家宪法所保障，这成为现代政治的一项最核心的个人权利，是个人自由的根本，由此也就奠定了现代政治的基本性质。卢梭提出了社会契约论的政治思想，他认为构建一个国家的精神支柱显然不是传统的基督教神学，而是人民主权，即只有通过一种绝对的共同意志之共同决断，才能从封建王权和天主教神权结盟的旧制度的废墟上，建立起一个人民的共和国。
基督教会成为上帝在地上的化身，至于基督教神学——经院哲学（神学）如何应对这个政教合一的关系，则是非常深奥的神学（哲学）问题，不属于本文的讨论范围，本文仅仅限于讨论基督教与宪法的关系，具体一点说，就是基督教会与宪法的关系。这个时期的宗教神学与宪法是无关的，人的本质既然在追随耶稣、诉求彼岸拯救，那么人世间的一切，家族血亲、国家公祭、政治赋权、世俗财富以及公民美德，总之，传统古典社会所维系的一切（国家社稷）全都不过是虚无，是云烟，是欺骗，只有惟一的上帝能拯救我们每一个人。
〔5〕最后，除了自然本能、群体生活，人还有一种本质属性，即人是一种属灵的生物，有一种精神性的心灵需要，即通过群体以及实践活动过一种精神或灵魂生活的诉求。〔16〕至于奴隶，固然他们在法律上不享有公民身份和人格，不能行使各项法律权利和义务，从而只是一种会说话的、劳动的工具，但除此之外，他们还被迫丧失了祭祀资格，没有自己的宗教信仰，所以不是人，只是物。这个宪法在此指的不是信仰，因为每个基督徒在上帝面前都是平等的、唯一的，而是指向众多基督徒的行为，这关涉教会作为社团（universitas）的性质，教皇以及主教的权力与义务，教阶制的制定，天主教大公会的组成方式、议事规则，教职人员的组成，各级首领（从教皇到主教、修道院院长等）的选举、任命，教会法庭的管辖权限，等等。还有，人是自由的，甚至是独立的，即人完全可以根据自己的心灵之信仰，而不依靠任何外部世俗势力，就可以信仰上帝，并获得拯救，也就是说，基督教信仰宣告了个人在世俗世界的绝对的平等、独立和自由，任何一个人都能够摆脱地上势力（政治的、经济的与家庭的）的约束而直接信奉上帝。
国家并不需要所有个人为之全身心地奉献乃至牺牲，而是基于个人组成的议会之授权，通过宪法创制而建立起来，人民是国家的主权者，国家只是一种人民宪法的拟制。关于这个方面的问题，本文不再细究，它们属于另外一个问题，其中有关财富、财产权与宪法的关系问题，笔者有另文专论。
〔8〕在古典社会，人民的宗教信仰往往是祖先崇拜以及神灵崇拜，而且在很多情形下，神灵崇拜又与祖先崇拜联系在一起，即通过把祖先神灵化，尤其是氏族祖先的神灵化，使得这种崇拜具有了超越性的意义。〔30〕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呢？ 关键在于个体之人单凭自己本身似乎不可能在信仰上达到真正自由地信奉上帝的程度，也就是说，个人在信仰领域不能从自我欲望的枷锁中走出来，走向上帝。
当然，随着领土的扩张、人口的增多、文明的声威、礼仪的敦化、贸易的发展，等等，赤裸裸的敌友论显然不合时宜了，于是万民法、解放令、商人法之类的法制建立起来，宗教国家也由此增添了很多世俗的内容，所谓现世浮华冲击着宗教国家的纯粹性和纯洁性，于是腐化堕落也就出现了。随着教会势力的发展壮大，以及欧洲社会进入中世纪的神权政治，基督教就面临着如何处理政治权力的问题，为此，仅仅依靠教父神学那一套就远远不够了，于是政教合一的世俗政治制度就成为基督教的存在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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